概述

一、病理學的內容和任務

 本書第17章屬病理學總論內容,第819章屬各論內容。前者研究各種疾病的共同的基本規律,後者則研究各個器官或器官系統疾病的特殊規律。

 

 各個器官雖然在功能和結構上互不相同,但在各種致病因數的影響下,不同器官卻可呈現同樣的基本反應和結構改變,這就是病理學總論的研究物件和內容。例如,肝炎、肺炎、腦膜炎、闌尾炎、腹膜炎等,雖然各有其本身的病因和獨特的病變,併發生於不同的器官,但卻都屬炎性疾患,都具有細胞、組織損傷,局部血液迴圈障礙,炎性滲出和細胞、組織增生等共同的炎症的基本改變,其本質也都是病因對機體的損傷和機體對損傷的防禦反應在相應局部的表現。病理學總論是闡述細胞和組織的損傷、損傷的修復、局部血液迴圈及體液迴圈障礙、免疫病理、炎症、遺傳與疾病以及腫瘤等基本病理過程及其發生發展的基本規律,闡明其本質,以便運用這些知識去更深刻地發現和認識各種疾病的特殊規律和本質。

 

 然而,各個疾病又各有自身的病因、發病機制、好發部位及其形態學改變和相應的臨床表現。病理學各論就是闡明各種疾病的病因、病變及其發生發展的特殊規律,研究其與臨床表現的關係及其對疾病防治的意義。

 

顯然,病理學總論與各論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學好總論是學習各論的必要基礎,學習各論也必須聯繫運用總論知識,同時加深對總論的理解,兩者互相聯繫,密切相關,學習時不可偏廢。

 

二、病理學在醫學中的地位

 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醫學科學逐漸形成了許多分支學科,它們的共同目的和任務就是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去研究正常和患病機體的生命活動,為防治疾病,保障人類健康服務。病理學除側重從形態學角度研究疾病外,也研究疾病的病因學、發病學以及形態改變與功能變化及臨床表現的關係。因此,病理學與基礎醫學中的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生理學、生物化學、寄生蟲學、微生物學等均有密切的聯繫,也是學習臨床醫學的重要基礎,是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之間的橋樑。

 

 病理學與臨床醫學之間的密切聯繫,明顯地表現在對疾病的研究和診斷上。臨床醫學除運用各種臨床診察、檢驗、治療等方法對疾病進行診治外,往往還必須借助於病理學的研究方法如活體組織檢查、屍體剖檢以及動物實驗等來對疾病進行觀察研究,提高臨床工作的水準。病理學則除進行實驗研究(實驗病理學)外,也必須密切聯繫臨床,直接從患病機體去研究疾病,否則也不利於病理學本身的發展。

 

三、病理學的研究方法

病理學的研究方法多種多樣,研究材料主要來自自患病人體(人體病理材料)和實驗動物以及其他實驗材料如組織培養、細胞培養等(實驗病理材料)。

 

(一)屍體剖檢

 對死亡者的遺體進行病理剖檢(屍檢)是病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屍體剖檢(autopsy)不僅可以直接觀察疾病的病理改變,從而明確對疾病的診斷,查明死亡原因,幫助臨床探討、驗證診斷和治療是否正確、恰當,以總結經驗,提高臨床工作的品質,而且還能及時發現和確診某些傳染病、地方病、流行病、為防治措施提供依據,同時還可通過大量屍檢積累常見病、多發病、以及其他疾病的人體病理材料,為研究這些疾病的病理和防治措施,為發展病理學作貢獻。顯然,屍檢是研究疾病的極其重要的方法和手段,人體病理材料則是研究疾病的最為寶貴的材料。

 

 一個國家屍檢率的高低往往可以反映其文明進步的程度,世界上不少文明先進國家的屍檢率達到90%以上,有的國家在法律中對屍檢作了明文規定。我國的屍檢率還很低,十分不利於我國病理學和醫學科學的發展,亟待提高。

 

(二)活體組織檢查

 用局部切除、鉗取、穿刺針吸以及搔刮、摘除等手術方法,由患者活體採取病變組織進行病理檢查,以確定診斷,稱為活體組織檢查(biopsy),簡稱活檢。這是被廣泛採用的檢查診斷方法。這種方法的優點在於組織新鮮,能基本保持病變的真像,有利於進行組織學、組織化學、細胞化學及超微結構和組織培養等研究。對臨床工作而言,這種檢查方法有助於及時準確地對疾病作出診斷和進行療效判斷。特別是對於諸如性質不明的腫瘤等疾患,準確而及時的診斷,對治療和預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動物實驗

 運用動物實驗的方法,可以在適宜動物身上複製某些人類疾病的模型,以便研究者可以根據需要,對之進行任何方式的觀察研究,例如可以分階段地進行連續取材檢查,以瞭解該疾病或某一病理過程的發生發展經過等。此外,還可利用動物實驗研究某些疾病的病因、發病機制以及藥物或其他因素對疾病的療效和影響等。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可以彌補人體觀察之受限和不足,但動物與人體之間畢竟存在種種差異,不能將動物實驗的結果直接套用於人體,這是必須注意的。

 

(四)組織培養與細胞培養

 將某種組織或單細胞用適宜的培養基在體外加以培養,以觀察細胞、組織病變的發生發展、如腫瘤的生長、細胞的癌變、病毒的複製、染色體的變異等等。此外,也可以對其施加諸如射線、藥物等外來因數,以觀察其對細胞、組織的影響等。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可以較方便地在體外觀察研究各種疾病或病變過程,研究加以影響的方法,而且週期短、見效快,可以節省研究時間,是很好的研究方法之一。但缺點是孤立的體外環境畢竟與各部分間互相聯繫、互相影響的體內的整體環境不同,故不能將研究結果與體內過程等同看待。

 

(五)病理學的觀察方法

 近年來,隨著學科的發展,病理學的研究手段已遠遠超越了傳統的經典的形態觀察,而採用了許多新方法、新技術,從而使研究工作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但形態學方法(包括改進了的形態學方法)仍不失為基本的研究方法。茲將常用的方法簡述如下:

 

大體觀察:

 主要運用肉眼或輔之以放大鏡、量尺、各種衡器等輔助工具,對檢材及其病變性狀(大小、形態、色澤、重量、表面及切面狀態、病灶特徵及堅度等)進行細緻的觀察和檢測。這種方法簡便易行,有經驗的病理及臨床工作者往往能借大體觀察而確定或大致確定診斷或病變性質(如腫瘤的良惡性等)。

 

組織學觀察:

 將病變組織製成厚約數微米的切片,經不同方法染色後用顯微鏡觀察其細微病變,從而千百倍地提高了肉眼觀察的分辨能力,加深了對疾病和病變的認識,是最常用的觀察、研究疾病的手段之一。同時,由於各種疾病和病變往往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組織形態特徵,故常可借助組織學觀察來診斷疾病,如上述的活檢。

 

細胞學觀察:

 運用採集器採集病變部位脫落的細胞,或用空針穿刺吸取病變部位的組織、細胞,或由體腔積液中分離所含病變細胞,製成細胞學塗片,作顯微鏡檢查,瞭解其病變特徵。此法常用於某些腫瘤(如肺癌、子宮頸癌、乳腺癌等)和其他疾病的早期診斷。但限於取材的局限性和準確性,有時使診斷難免受到一定的限制。既提高了穿刺的安全性,也提高了診斷的準確性。

 

超微結構觀察:

 運用透射及掃描電子顯微鏡對組織、細胞及一些病原因數的內部和表面超微結構進行更細微的觀察(電子顯微鏡較光學顯微鏡的分辨能力高千倍以上),即從亞細胞(細胞器)或大分子水準上認識和瞭解細胞的病變。這是迄今最細緻的形態學觀察方法。在超微結構水準上,還常能將形態結構的改變與機能代謝的變化聯繫起來,大大有利於加深對疾病和病變的認識。

 

組織化學和細胞化學觀察:

 通過運用具有某種特異性的、能反映組織和細胞成分化學特性的組織化學和細胞化學方法,可以瞭解組織、細胞內各種蛋白質、酶類、核酸、糖原等等化學成分的狀況,從而加深對形態結構改變的認識。這種方法不僅可以揭示普通形態學方法所不能觀察到的組織、細胞的化學成分的變化,而且往往在尚未出現形態結構改變之前,就能查出其化學成分的變化。此外,隨著免疫學技術的進步,還可運用免疫組織化學和免疫細胞化學的方法,瞭解組織、細胞的免疫學性狀,對於病理學研究和診斷都有很大幫助。

 


 

 除上述常用方法外,近數十年來陸續建立的還有放射自顯影技術、顯微分光技術、形態測量(圖像分析)技術、分析電鏡技術、流式細胞儀(FCM)技術、多聚酶鏈反應(PCR)技術以及分子原位雜交技術等一系列分子生物學技術,從而使常規的病理形態學觀察,發展到將形態結構改變與組織、細胞的的化學變化結合志來進行研究,而且將歷來的定性的研究發展到對病理改變進行形態的和化學成分的定量研究,從而獲得了大量的更多更新的新資訊,大大加深了疾病研究的深度。這是以往的研究所難以實現的。

 

四、病理學的發展

 病理學是在人類探索和認識自身疾病的過程中應運而生的。它的發展自必受到人類認識自然能力的制約。從古希臘的Hippocrates開始,經過2千多年的發展,直到18世紀中葉,由於自然科學的興起,促進了醫學的進步,義大利醫學家Morgagni(16821771)根據積累的屍檢材料創立了器官病理學(organ pathology, 標誌著病理形態的開端。約一個世紀以後的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Virchow(18211902)在顯微鏡的説明下,首創了細胞病理學(celluar pathology,不僅對病理學而且對整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劃時代的貢獻。直到今天,他的學說還繼續影響著現代醫學的理論和實踐。

 

 我國秦漢時期的《黃帝內經》、隋唐時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南宋時期宋慈的《洗冤集錄》等世界名著,對病理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現代病理學先驅徐育明、胡正詳、梁伯強、谷鏡汧、侯寶璋和林振綱、秦光煜、江晴芬、李佩琳、吳在東、楊述祖、楊簡、劉永等為我國病理學教學、師資培養以及病理學的發展,嘔心瀝血,艱辛創業,功績卓著。在他們的主持和參與下,我國從無到有地編著了自己的具有我國特色的病理學教科書和參考書。同時,大力推進我國的病理屍檢和活檢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對長期以來嚴重危害我國人民健康的地方病和寄生蟲病(如克山病、大骨節病、黑熱病、血吸蟲病等)、腫瘤(如肝癌、食管癌、鼻咽癌等)以及心血管疾病(如動脈粥樣硬化症、冠心病等)等常見病、多發病、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到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就不僅對我國當前病理學教學、科研和檢驗工作,而且對今後我國病理的發展,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病理的發展與自然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和技術進步有著密切的聯繫。當人們還只能依賴肉眼和簡單的放大鏡觀察事件時,便只能產生器官病理學;只有到了顯微鏡和細胞學問世之後,才有可能誕生了細胞病理學;而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電子顯微鏡技術、特別是20多年來一系列有關新方法新技術的相繼建立和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環境醫學以及現代免疫學、現代遺傳學等新興學科及其分支的迅速興起和發展,對醫學科學、也對病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帶來了新的動力。近年來,超微病理學(ultrastructural pathology)包括分子病理學(molecular pathology,以及分子免疫學(molecular immunology)、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s)等等新的邊緣學科和學科分支的建立,促使病理學已不僅從細胞和亞細胞水準,而且深入到從分子水準、從人類遺傳基因突變和染色體畸變等去認識有關疾病,研究疾病的起因和發病機制。現代遺傳病理學認為,在人類疾病中雖然只有一小部分具有明顯的遺傳特徵,但原則上幾乎所有疾病都受遺傳因素的影響。現代免疫病理學的研究則逐步闡明了許多長期以來未被認識的疾病的病因、發病機制及其本質,發現許多疾病的發生發展均與機體的免疫狀態密切相關。這些進展和發現,為許多疾病的防治開闢了新的前景。

 

 我國病理在前輩病理學者奠定的堅實基礎上,經過新一代病理學者的努力,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隊伍和條件的建設上得到了顯著的發展。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疾病譜和疾病都具有自己的特點,開展好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對我國醫學發展和疾病防治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對世界醫學的貢獻。面對這一任務,我國病理學的發展具有充分的現實條件和廣闊的前景。當前,我們既要面對現實,大力提倡和開展病理屍檢工作,充分利用我國充豐富的疾病材料「資源」,積極發展我國的人體病理學,也要充分利用各種途徑吸收世界上的新方法新技術,同時這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開發和建立自己的新方法新技術,加強我國的實驗病理學研究,使我國病理學的發展跟上世界病理學發展的步伐,並在某些方面處於領先地位。這當是我國當代病理學者的責任和任務。

 

 生活機體的細胞和組織經常不斷地接受內外環境各種刺激因數的影響,並通過自身的反應和調節機制對刺激作出應答反應。這種反應能力可保證細胞和組織的正常功能,維護細胞、器官乃至整個機體的生存。但細胞和組織並非能適應所有刺激的影響,當刺激的性質、強度和持續時間超越了一定的界限時,細胞乃受損甚至死亡。

 

 然而,在正常和發生了適應性改變的、損傷的死亡的細胞之間,在結構和功能上往往並無截然的界限。可複性的和不可複性的改變之間,也常難以截然區分。總之,這些過程都是逐漸過渡的。至於一個刺激究竟會引行細胞的適應性改變、損傷還是死亡,也只有待其作用一定的時間(潛伏期),細胞和組織出現明確的結構變化以後,才能從形態上加以判斷。這段潛伏期的長短不僅決定於刺激因數的性質和強度,還取決於受累細胞和組織的種類。例如中樞神經系統特別是神經節細胞對於缺氧的耐受能力就遠不如結締組織細胞,也不如肝、腎、肺等器官的實質細胞。常溫下大腦缺氧後尚能復蘇的時間極限為810分鐘(大腦殼核又比其他部位如腦幹核團更為敏感),肝通常為3035分鐘,腎為60180分鐘,肺約為60分鐘(支氣管上皮約為90分鐘)。

 

 當然對於細胞損傷的觀察又和所用方法的靈敏度和分辨能力有關。例如在肝缺血時,5分鐘後即可從生化上證明其氧化磷酸化過程明顯降低,而最初的結構改變如內質網、線粒體、細胞膜等亞細胞結構的改變,則約在缺血15分鐘後才能在電子顯微鏡下檢見,但這些改變通常還是可複性的,只要在30分鐘內能恢復血流灌注,則這些改變仍可恢復正常。然而此時在光學顯微鏡下,一般尚不見明顯的改變。只有當缺血持續達30分鐘以上時,細胞的損傷才達到不可複的程度,並趨於死亡。但也要在缺血達2小時以後才能在光學顯微鏡下檢見肯定的細胞損傷。當然,肉眼觀能檢見的改變還遠遠在此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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