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病因病機學的特點
中醫病因病機學是中醫學中論述疾病發生、發展及其傳變、轉歸的機制和規律的學科。它包括中醫病因、發病和病機等內容。它是以臨床實踐觀察為依據的，以陰陽五行、天人相應等學說為指導的，以臟腑經絡、氣血津液等理論為基礎的，既強調整體性原則又重視個體性原則的一門中醫學科。中醫病因病機學是中醫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和認識手段，具有明確的內容、完整的體系和獨特的學理。
中醫病因病機學的特點
中醫病因病機學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一)受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比較深刻。
在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過程中，中國古代哲學和醫學不斷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這一情況，在中醫病因病機學中也有著明顯的反映。《內經》中有關疾病的認識論、方法論原則，陰陽五行學說、精氣神學說、氣一元論思想，以及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等，大多淵源于先秦漢初的哲學思想，其中尤以樸素的唯物辯證法和整體觀的影響最為深刻。因此，我們不僅要用現代哲學思想去分析中醫的病因、歲病與病機，而且要從中國古代哲學與中醫理論相互滲透中去理解中醫病因病機學的形成與發展。
(二)多學科的滲透。
由於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相當發達，各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現象比較普遍。例如，「人與天地相應」的觀點，是中醫病因病機學的一大特色，其所述季節、歲氣與發病的關係，晝夜變動與疾病演變的關係，以及地理環境對人體疾病的影響等，郴是古代天文學氣象學相地理學的滲透。又如，中醫病因病機學中的情志致病、病理體質之說等，則是古代心理學、體質人類學的滲透。正是由於古代多學科的滲透，促進了中醫病因病機學的形成與發展，並使其內容日臻完備。
(三)宏觀的整體性原則比較突出。
強調人是整個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與人是統一的整體，人體疾病的發生、傳變與轉歸，無不受自然變化規律的影響和制約。
《內經》所謂春多風病，夏多暑病，長夏多濕病，秋多燥病，冬多寒病；
《傷寒論》所謂六經病，「欲解時」等，都體現出人與自然的整體觀。不僅如此，人與整個人類社會也是一個整體，社會因素對人類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內經》所述先富後貧、先貴後賤之人的發病機理具有特殊性便是一例。人對現實世界與周圍環境的反應形式情志活動的過與不及都可能導致疾病。
《內經》指出的不同的情志可損傷不同的臟腑，而產生不同的病變，充分體現了人與社會的整體觀。
此外，人的自身又是一個有機的整休，人體各個屬部的病變實際上是整體病變的局部表現。
《內經》中有關「臟府相關」,「形神合一」與「人身一小天地」等論述，就是人體自身的整體觀。
總之，中醫病因病機學在宏觀的整體論原則指導下，對各種病理概念的認識和概括，都是在臨床觀察的基礎上，主要著眼於對疾病狀況下人體機能變化的概括，而並不單純強調局部形態的改變和損傷，是其顯著的特點。
中醫病因病機學的研究內容與任務
中醫病因病機學總的研究任務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中醫基本理論為指導，研究疾病發生、發展和傳變、轉歸的機制和規律，來闡明疾病的本質和內在變化，用以指導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它的研究內容與任務包括：
(一)中醫病因與發病
中醫病因的範圍很廣，內容豐富，包括自然因素、生活因素、生物因素以及體質因素等。必須研究其本質含義和致病特點，才能闡明疾病發生和形成的原因和機理，並展示出一病多因、一因多病，以及同病異因、異病同因等中醫病因學說特有的觀點。同時，還要研究中醫學對發病的認識，闡明各種病因的入侵途徑與致病條件，從而揭示致病因素如何作用於人體，如何引起人體陰陽偏盛偏衰，臟腑氣血功能紊亂，而形成疾病的機理和不同的發病類型。
(二)中醫病機理論
主要研究和闡明各種病機的具體病理變化和物質基礎，探討各種病機之間彼此聯繫與傳變、轉化的相互關係，從而揭示各類病證形成和演變、轉歸的機理與規律，為辨證論治提供理論根據。包括臟腑病機、經絡病機、氣血病機、體質病機、痰飲病機、六經病機、衛氣營血病機等，內容極其豐富，是中醫病因病機學的重點內容。
(三)系統整理，不斷提高
中醫病理學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為指導，通過認真地總結整理、分析研究和臨床實踐，在充分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和提高，使之從內容到形式更加規範化和完善化，成為一門有系統理論和內容完整的獨立學科。
中醫病因病機學的研究方法
中醫病因病機學理論主要來自臨床實踐的總結和概括。
從臨床觀察所得的感性認識是形成其理論的主要源泉。這裏有一個問題是值得深思的，古代醫家在其豐富的臨床實踐基礎上，在中國特有的哲學思想的影響下，對人體宏觀水準的生理過程與病理過程進行了周密細緻的視察，提出了許多病因病機學說，認識到了單憑微觀觀察所未能發現的一些病理規律，形成了獨特的中醫病因病機學的系統理論。例如，中醫病因病機學特有的臟腑病機與經絡病機等，經過了數千年的臨床驗證，證明是客觀存在的，可以重複的，能夠指導臨床實踐的。而這些病理變化及其規律則是微觀研究尚沒有發現過和論證過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變化多端的病理過程，其本質也絕非單靠宏觀的、整體的觀察所能徹底認識的。因之，引進和採用現代科學技術中一些先進的方法相手段，以便深入揭示整體層次的病機本質，並向更深的層次挺進，從而不斷發揚提高中醫病機的認識深度和理論水準，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中醫病因病機學與中醫臨床醫學的關係
中醫病因病機學與中醫臨床醫學的關係極為密切，具有同步的形成相發展過程。兩者研究的物件相同，都是直接在患病機體上進行觀察；採用的方法相同，都是在臨床實踐中進行研究總結。兩者的不同之點，主要是所觀察的過程不同和概括的內容不同。
中醫病因病機學是研究人體從感受內外病邪到出現各種異常脈症以前的情況，以及人體疾病時內在的、本質的變化機理；而中醫臨床醫學則著重研究各種異常脈症的聯繫與差異，是對人體疾病時外部表現的規律性的概括，並尋求其有效的治法方藥。但二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有機聯繫：病證的形成與表現以一定的病機變化為內在基礎，病機變化的外部表現，即成為證候。中醫辨證學和臨床醫學常以病機名證候，即充分表明了這種關係，也說明所謂辨證論治，實際上就是病機辨證和病機治療。不同的疾病，只要病機相同，則治法相同；同一疾病，如病機不同，則治法亦隨之而異，這就是所謂「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的道理所在。由此可見，中醫臨床醫學主要是以中醫病因病機學為理論指導，而中醫病因病機學的發展與提高，又必須通過臨床的觀察與總結，所以二者存在互相促進、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
中醫病因病機學發展簡史
中醫病因病機學發展史標誌著對於疾病本質認識的深入，與整個中醫學發展史是一致的。對中醫病因病機學的形成與發展作簡要的歷史回顧，是進一步繼承與發揚的良好藉鑒。
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的《黃帝內經》，以其豐富的內容奠定了中醫病因、發病和病機理論的基礎。
《素問‧調經論》把一切致病因素統稱之為邪氣，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明確提出六淫、情志、飲食、環境等內外因素在一定條件下的病因意義。
《內經》還進一步闡述了各種病因的致病特性。例如，
《素問‧風論》說：「風省，善行而數變」；
《素問‧舉痛論》說：「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怒剛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等。此外，
《素問‧腑論》說：「飲食自倍，腸胃乃傷」；
《素問‧宣明正氣篇》有「五勞所傷」，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有「若入房過度，則傷腎」之說。
可以認為，這是對中醫病因的全面論述。
《素問‧評熱病論》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以及
《素問‧刺法論》所云：「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提出了中醫關於發病的理論。
至於中醫病機理論幾乎無不以《內經》為淵源。首先，「病機」一詞就出自《素問‧至真要大論》，對「病機何如」共概括為十九點，即通常所說的病機十九條。其所闡述之
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寒收引，皆屬於腎；
諸氣胺鬱，皆屬於肺；諸濕腫滿，皆屬於脾；
諸熱瞀契，皆屬於火；諸痛癢瘡，皆屬於心；
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痙項強，皆屬於濕；
諸禁鼓栗，如喪神守，皆屬於火等，奠定了臟腑病機與六氣病機的理論基礎。
《素問‧調經論》指出：「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氣血病機的概括提示。
《素問‧熱論》所謂：「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並提出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及其證候表現與三陰三明經脈內在聯繫的論述，實開經絡病機和六經病機學說之先河。
由此可見，《內經》已經奠定了中醫病因病機學的理論基礎，後世有關中醫病因病機學的發展與創見，都不過是《內經》成就的延伸與充實。
漢‧
張仲景撰著《傷寒論》沿用《素問‧熱論》三陰三陽的概念，精闢地深入闡述了外感傷寒病六經病機變化與傳變、轉歸的規律，補充了《熱論》六經只有表裏之實熱，而沒有表裏之虛寒的不足，把六經病機與具體方證結合在一起，充分展現出病機理論對臨床醫學的指導意義，並使之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他所著《金匱》一書，對臟腑、經絡、氣血、痰飲等病機理論，有很大的發揮，突出了依據病機進行治療的思想。因此，可以說張仲景是把中醫病因病機學與中醫辨證學、治療學有機結合的典範。
隋‧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探求諸病之源，九候之要，是一部最早的也是最完備的中醫病因病機學專著。書中涉及內、歸、兒、外等各科具體疾病的病因病機，對外邪入侵途徑、發病條件，病理過程與轉歸，都有比過去更深入的描述。尤其是對病因學的成就，大大地超過了前人。例如，書中對「乖戾之氣」、「蠱毒」、「沙虱」等具有傳染性的病因，從其傳染的途徑、方式、致病機理、病理經過、直到證候表現，進行了系統地描述。
唐‧
王冰注釋《內經》，對運氣發病之說大有發揮。他根據《內經》「人與天地相應」的觀點，認為人體的生理活動和病理反應與五運六氣有密切關係，幾天時之過與不及，人體之相應與不相應，都能釀成疾病；及其發病則應辨明陰陽水火之虛實所在。他的這種見解，實際上是從運氣發病之說引伸出來的病機學說。他提出的「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熱之不熱，責其無火」，以及「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等著名論點，就是按陰陽水火之虛實分析病機而得出的結論，給後世啟發很大。
宋‧
餞乙著《小兒藥證直訣》闡明小兒「五臟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壯」,「臟腑柔弱，易虛易實，易寒易熱」的病機特點，補充了前人之未備，實為兒科病機學的鼻祖。
陳無澤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把全部致病原因分成「內因」、「外因」和。「不內外因」三類，說：「醫事之要，無出三因」。這種「三因論」的分類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病因的性質與來源，雖然後世一些醫家有所異議，但在病因發展史上仍有一定地位。
金元時期‧中醫病因病機學頗有發展。
劉完素著《素問玄機原病式》，提出「六氣皆從火化」的論點，闡明了實火病機的理論。
李東垣若《脾胃論》，提出「陰火」的病理概念，認為「火與元氣不兩立」，元氣不足，則陰火上乘，論述了陰火上沖的病機理論問題。
朱丹溪著《格致餘論》，倡「陽有餘，陰不足」之說，發揮了陰虛相火病機的理論。
朱氏的門人整編的《丹溪心法》，對「六鬱」病機的闡發很有創見，闡明了有關鬱證的病機理論問題。
明代‧
薛立齋著《內科撮要》，強調臟腑病機變化以脾胃與腎、命門為主。後來趙獻可著《醫貫》發揮薛氏之說，而獨重腎水命火。
張介賓著《景岳全書》，則倡「陽非有餘，陰常不足」之論。
綺石著《理虛元鑒》，提出虛證病機有「三本」，即本於肺脾腎之說。
以上諸家之說，對臟腑病機理論，互相發明，相得益彰。
吳又可著《溫疫論》，對溫熱疫病的病因和病機傳變；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見解。在病因方面，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吳氏特名之為「雜氣」(包括厲氣、疫氣)。雜氣的種類繁多，為病種種，各隨其氣而為諸病，無論老少強弱，觸之皆可發病，且為病多遍于一方，眾人相同。他在《內經》五疫之至，皆相染易之說的啟發下，明確指出「時疫能傳染於人」而具有流行性質。在病邪的感受上，提出「邪自口鼻而入」,「有傳染受之」等不同傳染途徑。在病機傳變上提出「邪伏膜原」等，這些論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外感熱病病因病機理論。
清代‧
溫熱學家葉天士著《外感溫熱篇》，他總結歷代溫病各家之說，結合自己豐富的臨床經驗，闡發溫熱病衛、氣、營、血的病機變化，及其傳交、轉歸的規律，獨開生面。師承葉氏之吳鞠通著《溫病條辨》，論證了溫熱病三焦傳變的機理。與此同時，薛生白著《濕熱病篇》，論述濕熱為病的病機變化，又填補了一大空白。至此，外感熱病的病機學說日臻完備，並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晚清，王清任著《醫林改錯》，他以實際屍體解剖觀察的材料，對瘀血的病機理論作出新的發揮，關於氣虛可以導致血瘀的論述，誠屬前所未有的創見。後來，唐宗海著《血證論》，從陰陽水火氣血立論，側重出血機理的闡述，大大發展了氣血病機理論。
近數十年，湧現出各種病機新理論，是中醫病因病機學全面發展的時期。例如，在六經病機理論中，有階段說、陰陽多少說、病理層次說，以及體質說等；在衛氣營血病機理論中，有熱毒說；在氣血痰飲病機理論中，有痰瘀同源說等。同時還出現了引入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手段研究中醫病機的新趨向。例如，人們用微觀方法研究陰虛、陽虛的本質，觀察瘀血的病理過程，用動物實驗方法，研究脾陽虛、脾陰虛等。這些研究都有助於更深入、更全面地認識與闡明中醫病機本質。
然而，中醫病因病機學的內容量如此豐富，在整個中醫學中的地位雖如此重要，但迄今它的理論與具體內容都是分散在中醫基礎學科與中醫臨床各科內容之中，尚未進行全面地、系統地整理研究，使其分化出來形成一間獨立的學科。這種局面顯然不適應中醫教學、科研與醫療的需要，也不利於中醫學的發展與提高。本書所作的初步研究整理工作，就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而進行的一次有意義的實踐和嘗試。(匡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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